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其显露着两方面的象征意义，一方面是作为“我们生活空间的社区”存在的，另一方面则为“我们生活叙事的社区”。这其中无处不渗透着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的元素，当我们过多地专注于在社区治理中构建怎样的制度，引入何种治理技术抑或治理工具来拓展社区治理的范围、层次和功能以形成有效的社区治理时，却忽视了作为精神世界的认知在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和意义。或者说，我们不能试图把所有精神层次的现象和问题，都简单地用“非精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机制来解释，不能忽视了“精神世界”的不可替代性[1]7。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在探究社区秩序的形成与功能的实现时，我们需要意识到作为社区精神世界的核心——治理认知影响着人们对治理的观感以及对治理意图的获取，而理解和诠释治理认知对于进一步拓展社区治理视野、增强治理行动自觉和优化社区治理思维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社区心态“拷问”社区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快和劳动分工的加剧，无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都日益趋向复杂化、不确定性和流变性，而在回答“社区治理如何达致有效性”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应两个挑战：一是社区治理缺少理念上的共识和集体认同；二是社区治理如何实现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相伴和融合。从个体与社会的心理关系上来说，这两个挑战来源于个体与社区难以基于治理而在认知上形成一致性的连结。进一步来说，这两个挑战都关切着心态作为一种认知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沿着这一思路，当治理介入社区并呈现为各种社会现象时，它除了具有自然现象的表层实体结构之外还具有自然现象不具备的深层意义结构，因而，对社区治理的探讨需要从“生态研究”进入到“心态研究”[1]8，将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进行统合考虑，而事实上在社区中确然存在着类似于社会心态的“社区心态”。由此基于社会现实经验，可将社区心态视为在一段时间内存在于社区中的情绪、共识和感受，其能在经验与行动上透过各种心理层次得以传递、扩散。从社区精神层面来讲，当前社区治理中出现的个体自主性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失衡、社区各种制度规则与社区相应行动之间的失合以及公众参与不足与集体行动的两难，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社区心态作为认知形式对社区治理的“拷问”，尤其是当前具化为社区焦虑和社区冷漠的两种社区心态是造成和加剧社区治理困境在心理上蔓延的重要原因。

社区焦虑可理解为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焦虑，是当前社区公共生活涣散和瓦解的结果，也映射着社区中每个人虽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却需要为自我选择的结果承担责任的焦虑体验，其主要表现为价值焦虑和个人身份的焦虑。从价值认知层面来说，因社区日渐被各种复杂性、流变性和不确定性所包围，个人与生俱来的在心理承受、能力以及适应性等方面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会带来一种紧张不安，在态度和行动上则表征为在应对社区各种矛盾（如邻里矛盾等）时缺乏信心以及难以适应社区中彼此关系的快速变化，其使得社区成员难以在社区生活选择中找到价值归依。另外，社会转型的加快不断引发着个人身份的焦虑。可以说，个体在社区的身份是一种能让个人被识别和接受的表征，其指引着权、责、利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确立，能给予个人以安全、尊严和行为预期，也是个体找到集体归依的介质。进一步来说，个体的社区生活之所以能得以顺利进行是基于社区对个人身份的确认以及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可将冷漠视为一种认知意义上的“现代性生活经验的表述和外化”，其中社区中的个体和群体因认知差异或者异化而形成的社区冷漠正在深刻地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进程、氛围和有效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负性的作用。围绕社区治理，当前的社区冷漠集中于个体在态度和心理上的选择和行为，主要指向两个层面的冷漠：一是关系的冷漠，这种冷漠集中在对社区邻里关系的认知上，表现为社区部分成员选择不再把邻居视为必须交往的对象，不再视邻里关系为自己社会关系网中的一环，甚至因装修、房屋出租和养宠物等引发的邻里关系紧张都会加剧其对邻里关系采取冷漠的态度，这使得社区成员彼此在情感上日渐淡化，对社区的责任感也在弱化；二是事件的冷漠，这一冷漠主要指向公众对社区公共事件的认知上，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对于需要其参与的党建类、综合管理类和文化服务类等社区事件皆采取冷漠的态度。以社区政治选举事件为例，在不少社区成员的认知中，总是认为这种选举是一种形式化的“官样文章”，哪怕是“高投票率”仍遮蔽不了其背后的政治冷漠[2]，导致社区治理难以在认知上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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